1937年，徐向前在经历了西路军的失败后回到延安，心中承载着对战事失利和部队损失的沉重负担。当他见到毛泽东时，毛主席安慰他说不要背负过多。徐向前以稳重著称，在党内被视为“老实人”。然而，他在回忆张闻天时，曾评论道：“张闻天同志要是早听毛主席的话，就好了。”这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针对两人对于党内矛盾处理方式的不同看法。
徐向前对张闻天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张在处理党内矛盾时过于强调原则，忽视了部队的感受与团结。1935年6月，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原本应该是长征中的重要时刻，但双方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关系紧张。中央红军在长途征战中损失惨重，而红四方面军虽然兵力充足，但却面临相互指责的局面。徐向前认为，针对个人的批评可以避免扩大影响，但若将其延伸至整个部队，就会引起指战员的排斥感。
1935年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制后，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张闻天准备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评，然而这一做法可能被红四方面军的士兵误解为对整个部队的否定，导致不必要的矛盾。毛泽东及时提醒张闻天，强调在当时更需要维护团结，而不是急于批评。
徐向前感受到，虽然张闻天的初衷是保护党中央的威信，但在关键时刻，缺乏对部队心理的理解。他强调，正确的立场需要得体的表达，尤其是在紧张的时候，措辞和时机极为关键。在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重返延安，毛泽东的处理方式让他印象深刻。毛主席没有急于追究责任，而是首先平稳人心，再进行分析，这与徐向前对张闻天急于追责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延安时期，张国焘的问题一度扩展，导致一些将领受到牵连。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对待这些问题，而是通过多次谈话使局势缓和，确保组织的团结。徐向前在晚年谈及这些往事时，语气温和，他并不否定张闻天的贡献，但认为他在处理时未能充分考虑到部队的心理感受。
徐向前与张闻天之间的隔阂，正是基于两人对于党内斗争中原则与现实理解的不同。通过对待问题的方式和对部队情绪的关切，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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